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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玉岭:解决中国发展问题需重视四大差距_新闻中心_新

时间:2018-04-26 14:45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任玉岭认为,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,在因收入低下造成社会问题增多的情况下,要反思我们的富民政策,而且首先要考虑的是分配制度问题。 任玉岭:我认为,随着我们经验的积累和丰富,连续高速是可以的,中央提出的“稳中求进”是好的。稳,实际包括稳定物价、稳
  任玉岭认为,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,在因收入低下造成社会问题增多的情况下,要反思我们的富民政策,而且首先要考虑的是分配制度问题。

  任玉岭:我认为,随着我们经验的积累和丰富,连续高速是可以的,中央提出的“稳中求进”是好的。稳,实际包括稳定物价、稳定增长、稳定社会。

  总的看,中国需要加快发展,但一定要协调发展,“五个统筹”不可偏废,特别是城乡统筹发展和区域统筹发展对稳中求进意义重大。

  国有经济应关照地方

  而不能完全利益化

  东方早报:近年来,有关“国进民退”、“国退民进”的话题不时地成为热门话题,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?政府与市场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?

  任玉岭:根据当今发展实际,我认为需要用两个层面来理解计划和市场的关系。第一个层面是存量和增量要相区别,存量的这一部分,我觉得可以放开,让它继续市场化。增量,即新增加的项目应该有计划,需由国家来引导调控,搞好顶层设计。另一个层面是国有和民营要区别开来,国有经济要靠政府调控,民营经济可以在政府指导下进一步市场化。

  国企应更多地接受政府调控,使其为缩小城乡差距、地区差距多做工作。国企不能想投资什么项目就投什么项目,也不能想去哪儿投资就到哪里投资,国有经济要考虑到地方的发展需要,而不能完全利益化。

  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及国有与民营的关系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。

  东方早报: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困境是什么?

  任玉岭:这些年我每年都要跑20多个省市调研,根据我的直观感受,两年前我总结出七个不能持续和八个必须转变:

  七个不能持续是:

  一、依靠国内市场产品外销为主不能持续。

  二、依靠农民工的低工资,靠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不能持续。

  三、产品技术落后,附加值过低不能持续。我们为世界上每人生产两双鞋,3.5套服装的产业状况必须改变。

  四、对国外技术依赖过高,自主品牌过少不能持续。我们有很多的产品,都是贴牌生产,产品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边拿走。像我们数控机床有40%的营业额是要拿出来给外国交专利费的。

  五、经营粗放、高消耗、低产出不能持续。

  六、二氧化碳排放过大,能源消耗过高不能持续。

  七、环境污染严重,损害生态不能持续。

  “八个必须转变”是:

  一、中西部发展滞后,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必须转变。

  二、农村一家一户经营模式落后,城乡差距严重必须转变。

  三、城市化推进不力,城市化率过低必须转变。

  四、劳动分配比重过低、基尼系数过大必须转变。

  五、服务业发展缓慢,第三产业比重过小必须转变。

  六、社会保障滞后,公共服务不公平必须转变。

  七、民生问题突出,住房、教育、医疗服务同百姓收入脱节必须转变。

  八、文化发展重视不足,文化产业滞后必须转变。

  在我看来,七个不能持续和八个必须转变是应给予高度重视的。

  “既得利益集团”

  不是固定的某些人

  东方早报:《人民日报》刊文指出,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“禁区”,那么今天的改革,要突破的则是利益“雷区”。“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,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,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。”在您看来,“既得利益”主要指什么?当下中国是否存在所谓的“既得利益集团”?主要有哪几种?这个既得利益“雷区”的突破口是什么?

  任玉岭:正如邓小平所讲,“中国要出问题,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”。

  所谓“雷区”,实际就是既得利益问题。现在中央很重视改革,但是很多改革遇到了既得利益的阻拦,或是政策难以出台,或是出了台也无法实现。

  比如,我们的住房,为什么房价涨得这么高,政府出台的文件还少吗?一个接着一个。但是这些文件就是贯彻不下去。某些既得利益者话语权大,他们一反对,一些文件就停止了。2007年出台的两个70%,70%的土地给保障性住房,70%的土地盖小户型。政策很好,但谁执行了呢?没有!

  既得利益集团不是固定某些人,而是涉及多方面。医改推不动,是医疗方面有既得利益者,择校费改革推不动,是在教育方面有既得利益者。

  又比如说,招标采购的混乱与腐败,也是因为其中有既得利益者。还有灰色收入,改革难,也是因为有既得利益者。我们现在的灰色收入,占GDP的比重很大,谁能拿到灰色收入?绝不是普通工人、农民和各方面的普通工作人员。正因为拿灰色收入的人有权势有地位,所以灰色收入改也难。

  解决中国发展问题

  需重视“四大差距”

  东方早报:有学者认为,近几年来,相对于中国的发展,改革的步伐应再快些,您怎么看?

  任玉岭: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,一靠发展,二靠改革。但改什么,革什么?我认为十分需要找准“靶子”,需要切中时弊。

  在我看来,需要特别重视四大差距问题,推进新的改革,四大差距即城乡差距、地区差距、行业差距、人均收入差距。

  根据专家研究,2002年我们的31个省市的地区差距是1:13,而美国50个州是1:2,英国12个郡是1:1.68;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是1:15,同时,日本行业差是1:2.2,美德最高是1:3.2。中国的城乡差距1980年代是1:1.85,现在已经上升到1:3.32。

  之前,我们财政投入和很多专项投入大多是投向了发达地区,前两年还曝出某主管部门硬是把西部的专项拨款转投到发达地区。还有些专项经费即使投入到不发达地区,也是投入到不发达地区的富人手中。比如,农业产业化扶持资金,农村的普通农民是拿不到的,都是那些外来的龙头企业投资商拿到了这些钱。

  尽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被称为一年一个百分点,但有经济学家说这是伪城市化。我们的城市人口比例仍然很低,从前年教育改革资料中看出,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民的孩子占80%,这就说明农民的真正比例了。

  城市并没有接纳农民,他们不能享受到市民廉租房待遇,在城市里也没有身份认同感,一些大城市实际上把他们拦在了城市之外。

  我身边有两个例子。

  第一个,温州瑞安一个农民在我家附近缝衣服近30年,前几年在老家盖了房子,人大常委会委员 建议家庭成员平均收入作个税税基 全国,但是每年为了赚钱他又回不去,仍然在北京租房住。

  第二个,我家的保姆,刚进城时还是个小姑娘,现在孩子都已经二十岁,她住在城乡接合部,打工在中关村,赚了点钱,就寄回老家去盖房子。这样不仅造成这些农民工财产浪费,也同时浪费了国家土地。更重要的是造成4000万留守儿童不能与父母团聚,更有数以千万计的老人,在农村无人照管。

  再比如,异地高考的问题。我们城市现在大多允许异地孩子在本地城市读书,但并不支持他们异地高考。为什么这些孩子同在共和国的蓝天下,就不能享受一个高考的待遇呢?实际上这些都需要下决心进行改革。而解决这个问题,需要有点勇气和胆量。

  (早报记者李云芳对此文亦有贡献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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